《《清明上河图》流传排年记事研究》

　　《清明上河图》流传排年记事研究

　　作者:乃佳

　　北宋末年著名宫廷画师张择端所绘长卷写实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乃是我国画坛稀世瑰宝。从其问世至今的近千年中，经历了四出五进宫门的辗转流传。其间，倾倒了多少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和收藏者。产生不少争相收藏的轶闻趣亊，也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流传憾亊和疑点。

　　《清明上河图》走进人民大众眼中和心里，是在故宫博物院收藏之后。而真正出现普通老百姓争相观看的高潮，还是在几年前，由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遗珍——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上所形成。笔者曾被高潮盛事所感动，也愧感对手头的一份摹本研读不够。


　　此后，余兴未止，多次上网浏览。发现不少有关文章，其中摘抄或改写的短文多取材于杨新先生的论文，流传故事情节生动可读，笔者随之产生了以杨新先生一文为主线，参照有关文章和有关史料编写《清明上河图流传排年记事》的想法，用了月余时间，最后如愿以偿。全文以《清明上河图》流传中事件记年先后为序，凡推导之“记年”均以“约某某年前后”表示，并给出估算依据，记事中材料少的从简，有补充的酌情多写几句，疑点探讨则尽量表示清楚。

　　一．政、宣年间，张择端完成《清明上河图》。政、宣指政和、宣和年间，其中政和年间为1111---1117年，假设张择端从入宋徽宗时的宫廷画院开始创作《清明上河图》，去掉画作费时三年左右，则最早完成时间为政和年间的1113 一1117年，也有说在宣和年间（1119一1125年）完成。该画完成后，保存在宣和御府，宋徽宗用瘦金体为其题签了《清明上河图》，并钤盖了双龙小印。

　　元人对张择端及《清明上河图》的介绍：

　　“清明上河图乃宋代之翰林画史张择端所作之神品也。择端字正道，东武人。幼读书，游学於京师，后习于绘事，本工其界画，尤擅于市桥、邑屋、舟屋、舟车、城廓、山村、草树、马牛、人物以及衣冠之，出没远近无一不臻其妙，茆自成其家数也。

　　清明上河图乃描绘北宋之都城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之市俗人事而故名。其画面幽雅，写景生动逼真，城郊农村清（明 ——原文漏）时节之田野之景色，疏林簿雾掩映着农舍酒家，阡陌纵横，田亩井然，村头之大道上人员簇拥，踏青扫墓而归。此处乃以拱桥为中心，桥上行人熙熙攘攘，商铺林立，有仃足而观者；桥下舟辑川流不息，篙师缆夫牵重舟逆急而图寸进。汴梁街市商店鳞列。行人往来频频，南来北往，有士农工商、医卜、僧道、胥隶骑而赶集，有载货之货车者、以多匹之马拖曳者、妇幼乘驴者、有以物易物之货郎担者、执斧而锯者、困而睡者、以板为舆者、驴羸马牛橐驰之属，屋宇则官府之衙，市缠之居，甚为可观，店肆之所鬻，则酒若馔，雅货百物，有题匾名氏字画，人与物多至不可指数。而笔势雅意而逸趣生动，隐见殊形向背相凖无其错误之迹也。

　　然此图之妙，若非画作夜思月累岁积，不能到其妙处。整幅画面人与物之远近、疏密、动静、繁简，都通过画之传神之笔被运筹得周密妥贴、准确别致，具有长而不冗、繁尔不杂，充满方寸之内体百里之迥之宏伟气派。藏者宜宝之也。”( 元 • 凉州太守杨如寿为一摹本撰写的题文)

　　张择端是在北宋末年宫廷画院特定条件下，培养出来的著名画师之一。

　　宋徽宗赵佶执政后﹐出於當时政治需要和个人的爱好﹐他扩充宮廷画院﹐提高宮廷画师的地位和待遇。如赵佶特許画院中有地位的画家服緋紫佩魚袋，鱼袋为鱼形金、银饰，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按宋朝旧制规定﹐凡技艺出身人员得官是不得服緋佩魚的）而宋徽宗赵佶本人就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保存下来的画作有《瑞鹤图》、《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五色鹦鹉图》、《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溪山秋色图》、《听琴图》、《红蓼白鹅图》等等。在书法上他造诣也颇深，创造了独特的“瘦金体”。同时他也是书画教育家，经常钦定画题，如曾以“万绿丛中一点红”诗句，对天下擅长绘画的文人进行考核，从中选拔出（2名）优秀人才入宫廷画院。正是由于皇帝的重视，並亲身参予书、画创作和教育，故當時画院人才济济﹐培养出了诸如李唐﹑张择端、马贲﹑王希孟﹑苏汉臣、朱锐等名家，出现了兩宋画院中最为繁荣的局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创作出来的。“据载，当年（张择端）他还画过《西湖争标图》、《西湖春晓图》、《南屏晚钟图》等作品，《清明上河图》是其惟一的传世真迹”。（摘自2003年5月19日《中国书画报》张曼华先生“宏大壮观的《清明上河图》一文”，以下摘引此文时，用上标 ［l］ 表示。）这样，张择端是画院的出名画师是没问题的。

　　第一个疑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作者没有署名？

　　由于没有直接材料，探讨这个疑点，只能依靠产生《清明上河图》的“远、近因”来猜测、分析。

　　远因可以说是宋徽宗的政治需要：据宋史卷19记载，哲宗于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驾崩，因无子继承皇位，在立哲宗弟简王还是立神宗第十一子瑞王（即徽宗）上，尚书左仆射章惇和皇太后争执不下，后在枢密院曾布、尚书左丞蔡卞和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等以“合依圣旨”为名支持皇太后。最后，皇太后才以“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而定端王继位。徽宗登基时争年仅十八，但他也知自己这个皇帝当的名不正，言不顺（章惇曾与皇太后据理相争曰“以年则申王长（申王为神宗第九子，当时前八子均己卒），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尤其是徽宗继位后，连年遭受外敌入侵，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出于政治需要，为了营造欢愉祥合的盛世气氛，徽宣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特别是在自己的爱好绘事上，下了不少工夫，在其钦定点题下，创作了大量的歌颂盛世的绘画作品，如委托了上千张瑞应图以创造出一番吉瑞太平的视觉幻象。这是《清明上河图》创作的远因。

　　近因分折有三，一是北宋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师都要经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並忠心为宫廷服务，宋徽宗时，要求画师按照徽宗的意图画出作品，否则将被革职或永不迁升。二是宫廷画师深知徽宗精于绘事，知道其画风偏爱精细写实（如徽宗钦定‘孔雀荔枝图’命题，让画师们创作，徽宗发现他们把孔雀上土堆时，画的是先抬右脚，而徽宗指出孔雀都是先抬左脚），而传达的意境却是在诗意虚构之中，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也应以写实而寄寓意。三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意图应是徽宗钦定，在其授意下，张择端深入实际、写生，熟悉体察社会、人情、风貌，细微观察地理、建筑、实物。最后选择了汴京东水门里、外至汴河一带为构图背景，用清明时节人、情、物交融为表现手段，以达歌颂徵宗统治下的繁荣盛世之意境。就是这种总体设计构思也应是请示徽宗并由钦定的。

　　这样，张择端应该深知，他只是在观察入微、精心构思、利用娴熟的绘画技法来表达徽宗的创作目的，或者说只是为皇帝代笔而已。作品完成后，择端决不能在即是书画大家又是皇帝面前显露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更不敢贪“天子之功”为己功而落个人的名款，只能呈徽宗御览并由其题签才是。以上仅为笔者依据某些相关事实进行的推理、猜测。

　　第二亇流传疑点研究：（疑点数，全篇统一排序，下同。）既然张择端当时已是一位宮廷画院中出名画师，为什么《宣和画谱》却又不予记载？

　　《宣和画谱》，20卷，成书于宣和二年（1120年），书中收录了从魏晋至北宋的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然而《宣和画谱》中，却没有张择端。致使后人对张择端的生平业绩知之甚少，若不是后来张著在《清明上河图》的题跋中极其简单地介绍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一举世名画的作者是谁都将成为千古之谜。

　　关于《宣和画谱》不记载张氏这一疑点，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认为“张择端的姓名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画院时间较晚，编著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摘引自《中华文苑》宗山撰写的“《清明上河图》中的细节”一文）。此外有文章称，张择端“宣和年间（公元1119一1125年）为宫廷翰林待诏”［1］，如果张择端从任宫廷翰林待诏开始创作《清明上河图》，那么，他画好《清明上河图》最早也应该是在1122年左右，此时，《宣和画谱》早已编完两年了。假设张择端出名晚，其他画作，如《西湖争标图》、《西湖春晓图》、《南屏晚钟图》也完成的较晚，如果是这样，《宣和画谱》上没有介绍张择端的资料，也还算说的过去。

　　另一种说法是：蔡京有意不把张择端编入《宣和画谱》。笔者整理了四点有关情况：

　　●《清明上河图》完成时间是在“政、宣间”，即公元1111—1125年。“据元代杨准跋云：‘卷前有徽庙标题’，李东阳题云：‘卷首有佑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 可证画题由宋徽宗赵佶钦定并亲书，此画亦应作于徽宗政、宣间”（摘引自卢贤生：稀世瑰宝《清明上河图》，以下摘引此文时，用上标 ［2］ 表示。）。

　　●《宣和画譜》和《宣和书谱》是姊妹篇﹐作者不详﹐学术界有人认为作者是赵佶，也有人认为是由蔡京﹑米芾所编。然就书中內容和文风考察﹐似应是在宋徽宗的授意和参与下﹐由官方组织人力﹐集体编写而成。

　　● 蔡京（1047—1126）在徽宗时，崇宁元年(1102年)为右仆射，后任太师，以恢复新法为名，排除异己。工书法，字势豪键，自成一格。（摘引自《辞海》）

　　● 《清明上河图》这一画史魂宝问世八百多年来，虽为历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收藏者乃至当代人所倾倒，但都感到对作者情况知之甚少而遗憾，有人也做过一些探讨。其中，有人对《宣和画谱》的主编蔡京进行了质疑。认为“《宣和画谱》亦不载张择端画名，疑有别由。如陆完跋曰：‘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京以权奸排除异己，因此《画谱》不载张氏，犹《书谱》不载苏黄。此说甚是”。（摘引自2002.11.20《河南网络美术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文。以下摘引此文时，用上标 ［3］ 表示。）

　　由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具体完成时间不详，这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笔者认为古人陆完早在1524年就探讨过，认为过在蔡京专权。如果说“不载在世画家”也说不通，苏轼是1101年卒、黄庭坚是1105年卒。在这点上，仅以奸臣专权而泛指蔡京，也有点冤枉他。结合第一疑点研究，笔者认为宣和书画、谱不载他们三人，可能与徽宗是当时的书、画大家又是当朝皇帝，不好过高评说苏、黄、张有关。从这个角度看“蔡京有意不载”的观点可信度更大些。

　　二． 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清明上河图》一出宫门后，流入北京民间。靖康元年闰十一月（1126年冬），金兵南下攻破东京（今开封）。于次年（1127年）四月，金贵族进行了大肆抢掠、搜刮。据《宋史》卷二十三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夏四月庚申（庚申为“干支”记日法，表示月内的那一天），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 其中，金人部队中的一些将领和各级军官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大肆搜刮。所以，也有为数不少的珍宝，落入他们的私囊。宋宫旧藏《清明上河图》就是这样被人带到金国的中都（北京），但是并没有进入金国皇宫，而是成为了私人收藏品。此前，都说是1126年《清明上河图》流入民间，宋史明确记载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夏四月。

　　第三亇流传疑点：自靖康二年（1127年）夏四月一一1186年之前的近60年里，《清明上河图》在北京的哪些人手中保存？这一疑点很有可能成为《清明上河图》流传中的难解之迷了。

　　三．1186年（金国记元：大定丙午年），张著为《清明上河图》首次题跋。

　　张著于大定丙午（1186年）清明后一日为《清明上河图》写了跋，其题跋的全文是：“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摘自《中国书画报》刘正先生撰文：‘《清明上河图》流传轶事’。 以下凡再摘引此文时，用上标 ［4］ 表示。笔者按：‘向氏图画记’应是‘向氏评论图画记’）。张著的这一题跋虽简单，但功不可没，其重要功绩是使这一画坛魂宝的作者之名留传下来。

　　第四亇疑点：张著是不是北宋遗民？

　　杨新先生说：“ … 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都是北宋灭亡后留下的遗民。他们展视此图，缅怀故国，昔日繁华今成瓦砾，感概系之，题诗以咏。”（摘自杨新先生撰写的“走进国宝 • 清明上河图四出五进宫门——千年公案”一文。以下凡再摘引此文时，用上标 ［5］ 表示），刘正先生称：“以后有所谓‘亡金诸老’等人的跋、咏为证，得知北宋灭亡后画卷流传在北方…”［4］。

　　笔者认为张著在《清明上河图》研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的情况能查到的应尽量澄淸，笔者澄清他是否为“北宋灭亡后留下的遗民”或者说是否为五个“亡金诸老”之一，用了不少时间，在研究中还是有作用的。

　　《辞海》上说：“遗民”指“劫后残留之民”，“也指易代后不仕新朝之人”。按这两个定义，笔者认为张著本人不应是“北宋灭亡后留下的遗民”，也不是“易代后不仕新朝之人”。其理由是 “张著是金时人，泰和五年（1205年）授监御府书画，… ”（摘自：浙江大学艺术系 黄鼎《鉴定常识》一文，此文载于《世纪新艺术网》），如果按张著在1205年授监御府书画一职时，至少要在80岁以上，否则，在北宋灭亡时（1126年），他还未出生。所以张著本人不应是“北宋灭亡后留下的遗民”（不能排除其长辈不是“遗民”），另外从“也指易代后不仕新朝之人”看，张著也不够北宋遗民的资格。因笔者未见到过张著是否还有表示遗民的题咏，故仅为质疑。

　　第五亇疑点猜想：关于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五人在何处或何人手中看到的《清明上河图》？

　　这一疑点首先提出并公诸于报端的是故宫博物院前付院长、研究员杨欣先生，过去人们只知这五人是第一批题跋、咏诗之人。提出张著等五人在那儿见到《清明上河图》的疑点本身就很重要？它会引导人们去探讨、推理乃至猜想。笔者就是接着杨新先生提出的疑点后，用设问和推理的方法进行了探讨。

　　人们不禁要问张著为什么要题跋？而跋的内容为什么专门介绍张择端？

　　从北宋灭亡到张著题跋时，已经过去了60年之久，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去找资料？《宣和画谱》他能否见到还是亇问题，就是见到也没有《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介绍，很可能张著花费了很多时间之后，最后才在《向氏评论图画记》这本书中查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只有完成这样的查找准备后，才能写出这种内容的跋来。如果是在朋友处看到这幅画，最多只是欣赏一下，即使是题跋也只能写出赞赏之语，而不会为别人之画找这么大的麻烦，查证《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人们自然会问，一般情况下，什么人才会这么做？笔者认为，除非是这本画卷的持有者。此外，从张著在题跋19年后，授金国“监（通‘鑑’字）御府书画”一职来看，他在题跋时，应该即通书画、又懂鉴定、也应兼爱好与收藏于一身。

　　《清明上河图》诸多题跋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陆完曾是《清明上河图》的持有者，他很可能还想多知道一些张择端的情况，就查了宋代编写的相关书籍，但在《宣和画谱》中硬是没查到，故在跋中怀疑是蔡京有意不写张氏。即陆完题了：‘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这是持有者查证《清明上河图》作者的一有力佐证。张著很可能也是这样，才有第一个民间持有者（当时他还未做官）张著介绍作者之跋，也才会让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这四位名不见经传的“亡金诸老”提跋、咏诗。据此，笔者大胆猜测：当时《清明上河图》的持有者应为张著。

　　第六亇疑点推证：《清明上河图》在张著等题跋之后，到《清明上河图》进入元朝皇宫之前的持有者还有谁？

　　由于没有反映此问题的具体资料，笔者采取了对一份元初摹本《清明上河图》中的472字长题文的深度（即为什么能写的那样“入木三分”）进行了推理探讨，推判出《清明上河图》原本（做为当时产生摹本的样本）是在凉州太守杨如寿手中（472字题文见本文开始“元人对张择端及《清明上河图》的介绍”），在1280一1285年前后杨如寿请人完成《清明上河图》摹本后（“有赵孟頫用小篆题签的《清明上河图》”之摹本），将其可能是先人传下来的《清明上河图》原本献给了元朝皇室（详情见《美术报》2003年8月16日第九版，笔者撰写的“有关《清明上河图》三四事探讨”一文）。

　　即使是这样，第六亇疑点中，不排除还有不知具体时间和姓名的持有者，有待发掘研究。

　　四．约1285年前后，《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入皇宫。“蒙古人灭金吞宋，建立元朝之后，统治者到处搜刮财宝，《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入宫廷。”［4］进入皇宫的估算时间应是1285年前后。此后，《清明上河图》在元朝皇宫默默保存了大约60多年。

　　五．约1345年前后，《清明上河图》二出宫门，第二次流入民间。从1345年前后出宫到1351年前的五、六年当中，《清明上河图》又两易其主。据杨新先生考证：“到元代后期至正年间（1335—1368年），宫内有一个装裱匠看准了它，趁装裱这件作品的时侯，用了一个调包计，用一个摹本把真品偷换出宫，悄悄卖给了某贵官”［4］。

　　六． 约1345年前后，某贵官从装裱匠处购得《清明上河图》。该贵官购图后不久，上任真定（今河北正定），由留在北京的管家保管，但管家将《清明上河图》偷偷地卖给了陈彦亷。

　　七．约1346年前后由陈彦亷购得《清明上河图》。5和6项的记年推证是根据杨新先生提供的“陈某人保存了数年，因别的事情家里窘迫，想得到一笔钱用，並且又听说某贵官要从真定回来”［4］，于是把《清明上河图》卖掉了。其中关健的模糊量词是“保存了数年”，那么按5--6年，应该可以算“数年”的中间“标准”，而杨准购得此图又肯定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则大致判定陈彦亷购得《清明上河图》是在1346年左右。这样装裱匠从宫中把《清明上河图》偷换出来和卖给其贵官的时间也就大致估计出来。（笔者曾以此时间前后，以“去真定上任”为线索，遍查元史资料的所有贵官，未果。）

　　八．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杨准在北京从陈彦亷手中购得《清明上河图》，次年将《清明上河图》带回到南方的老家。

　　九．1352年杨准题跋。杨准在跋中将《清明上河图》从皇宫中如何波人盗出的情况和得图的经过详细录下。

　　十．1352年秋刘汉龙在杨准处题跋。杨新先生考证：“刘汉（有资料称刘汉龙），江西新喻（今新余县）人，刘汉在杨准家里见到这一作品，他是行家，对作者高超技艺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在杨准之后也写了一个跋，称这一作品为‘希世玩’要杨氏子孙永远‘珍袭’可是，仅仅过了l3年，即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清明上河图》已经到了静山周氏家里了。”［4］

　　十一。1365年《清明上河图》由静山周文府收藏。

　　十二。1365年李祁题跋。跟据李东阳在弘治四年（1491年）第一次题跋时说明的在一百二十六年前的元朝末年，曾在同一幅画上题字的李祁，正是他的远祖。故推出李祁是在1365年题跋。李祁题跋是在周文府家。（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摘引自新华网“《清明上河图流传系统表》”）

　　第七个疑点为待证疑点：据杨新先生考证说“根据图后李祁、吴宽、李東阳、陆完等人题跋，以及有关文献记载，《清明上河图》在静山周氏之后曾经为蓝氏、吴氏收藏”［4］，因杨先生未再详细深谈，作为第五个疑点，人名和收藏时间存疑待证。此间，时间段的最早时间在1365年，最晚至1460年的这90多年间。

　　十三。最晚在天顺五年（1461年）至1495年前后，这段时间内《清明上河图》由朱文征收藏。当时朱文征为大理寺卿（相当于高等法院主审大法官）。杨新先生考证为“到明弘治年间，则为大理寺卿朱文征（鹤年）所有”。弘治年间为1488一1505年，笔者推算应是天顺年间，理由是：李东阳第一次题拔是1491年（弘治四年），三十年前李东阳就在朱文征家见过《清明上河图》，这样，朱文征最晚是在1461年（天顺五年）就己收藏了《清明上河图》。此外，1461年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年（即朱文征）家”。吴宽，字原博，长洲人，成化八年（1472年）廷试第一，授修撰，弘治十六年（1503年）官至礼部尚书，年七十卒于任上，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

　　十四。1491 年（弘治四年）李东阳（在朱文征保存《清明上河图》时）第一次题跋。李东阳于1461年在朱文征处第一次见到《清明上河图》。三十年后（明孝宗弘治四年，即1491年），李东阳第二次在朱文征处又见到了这卷画时，此时，他已是担任掌管官方典礼的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大学士，乃皇帝身边的近臣。两次邂逅名画的李东阳“展完累日，为之欢惋不已”，看后还不忘留下题字，这是他在此画上的第一次题跋。表示自己有缘在三十年间在朱文征家两次见到了这卷名画。

　　十五。约1495年右右，徐溥收藏《清明上河图》。徐溥，字时用，宜兴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弘治五年（1492年）为首辅，屡加少溥、太子太溥。判证1495年徐溥收藏的推断依据是：“（1491年后）又经过了几年，朱文征年事渐高，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心力去保管手头这卷珍贵的《清明上河图》了，便将它出让给了内阁好友徐溥”。依“又经过了几年”句，判为1495年左右。 与李东阳同朝为官的徐溥听说了这个祖孙聚首古画的掌故，就在遗嘱中吩咐他的孙子徐文灿，一定要在他死后将《清明上河图》转送给李东阳，成人之美。对于徐溥的遗嘱，徐文灿只好执行，在其去世后，将《清明上河图》赠送给了继徐溥之后任华盖殿大学士的李东阳。这里关健是徐博的卒年，笔者在明史卷93查找到了徐溥的情况，史载：徐博是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卒。

　　十六。1499年（弘治十二年），李东阳受赠得到了《清明上河图》。李东阳（1146一一1516年）字宾之，茶陵人，天顺八年（1464年）十八岁中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明史卷198在李梦阳传中，挿记的一句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

　　十七。1515年（明正德十一年）李东阳第二次题跋。

　　杨新先生说“明正德十一年乙亥（公元1515年）他第二次写了跋，他的长诗和长跋，对《清明上河图》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应是明正德十年乙亥，可能排版录入错误）

　　艺网：千年遗珍“传世最著明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介绍：“公元1515年（明正德十年）李东阳在他家中怀麓堂的西面小厅里，又一次舒展开了这卷曾见过多次，而终于来到自己手中的《清明上河图》。他当时的事业、名望都达到顶峰，玩赏之际，不免得意，继而感怀，便提笔在卷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段上千字的题跋，这也是他有幸第二次在这卷名画上题字。”

　　质疑：若根据艺网千年遗珍“传世最著明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介绍所说，笔者理解为：一是1515年李东阳刚从徐溥后人徐文灿手中得到《清明上河图》；二是李东阳1515年得图时还在朝中为官，且事业、名望达于顶峰。笔者考证徐溥是在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卒，徐文灿最晚也应在次年执行遗嘱，而不会在16年之后（即1515年）才执行。此外“他当时的事业、名望都达到顶峰”也可商摧。实际上，徐溥是在66岁时（1512年）就告官还乡了，笔者推算过程是：李东阳在天顺八年（1464年），十八岁考中进士，已知李东阳七十岁卒，可计算出卒年为 1516年（1464一18 + 70 = 1516）。明史载“东阳以老疾，前后章数上，至是始许。…又四年卒，年七十。”这样就知道李东阳是在1512年（明正德七年）66岁时退休。其顶盛时期应是退休之前，而不会是在第二次题跋时，那时李东阳已退休近四年了。

　　十八.判1517一 l520年之间，《清明上河图》归陆完收藏。陆完购图时间分析：杨新先生只给了一句“李氏之后则转到了陆完手里”［4］，具体时间未提及。笔者粗略判断应在1517一1519年前后，其判断依据是：李东阳在世时，是不应卖掉徐溥所馈赠之《清明上河图》的，李东阳是1516年卒，故应在其去世之后。此外，陆完购得《清明上河图》应该是在1520年之前，其理由是1519年朱宸濠谋反，1520年冬牵连到陆完，陆完不可能在被捕且有杀头危险之际，去购置《清明上河图》。故至少应在事发之前得图。这样，陆完购图时间定在1517一1520年之间比较合理。

　　十九.1524年（明嘉靖甲申年）陆完题跋。据杨新先生考证说 “李氏之后则转到了陆完手里，明嘉靖三年（1524年）陆完在图后也写了跋”。己知跋文中有：“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句。

　　史载之陆完戍边、卒因及时间记载质疑。陆完死后，其子将《清明上河图》卖给了顾鼎臣，那么陆完卒年就是顾氏得图的年份。杨新先生考证说“明嘉靖三年（1524年）陆完在图后也写了跋”。笔者查证陆完犯事后改判戍边、卒因等情况后，发现明史记载的与陆完的题跋时间有矛盾！据明史卷十六，武宗史料记载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丙子，宁王宸濠反，秋七月甲辰，帝（指武宗皇帝朱厚照）自将讨宸濠。丁巳，守仁败濠于樵舍，擒之。正德十五年十一月（1520年底）庚申，治交通宸濠者罪（指与朱宸濠通信者也要治罪），执（执：捉拿）吏部尚书陆完赴行在（“行在”为皇帝行幸所至的地方）。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诛。” 明史卷九十九，陆完史料记载“宸濠反，就执。中官张永至南昌，搜其籍，得完平日交通事（注：意为搜出陆完平时给朱宸濠的信件），上之。帝大怒，还至通州，执完，收其母妻子女，封识其家。比还京，反缚之竿，揭姓名于首，杂俘囚中，列凯旋前部以入，将置极刑。值武宗崩，世宗立，法司覆奏完交外藩而遗金不却，处护卫而执奏不坚，当斩，完复乞哀，下廷臣覆谳（谳yan、、审判定案）。以平贼功，在八议之列，遂得减死，戍（“戍”为驻守边疆）福建靖海卫。初，完尝梦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叹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竞卒于戍所”。 假如上述史载属实，应是l520年底至152l年的事，即便从京城到福建戍所路途遥远，最多拖到1522年也就到达福建戍所，陆见戍边山名与其早先梦中同名，认为天之报应，遂死于戍所。那么，陆完的题跋是嘉靖三年（1524年），死于题跋之前怎么可能？否则“陆完见‘大武山’焠死之说”属史载杜撰或加之“宿命论”以抨击陆完。如果是这样，陆完也只能在福建靖海卫戍所于1524年题拔之后若干时日，死在戍所。笔者疑明史撰写者有杜撰之嫌。对此，笔者设想《二十五史》可能有对皇帝吹捧，对乱臣贼子有贬写之处，于是对手头的四本史志按序查了宋、元、明、清、辽、金六朝建国后的第一、二代皇帝，不出所料，确有杜撰皇帝出生时不实之言。为醒目，特列表给出其中部分杜撰之词如下，以为佐证：

　　宋太祖 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笔者判：应是每个婴儿都出现的正常“黄胆”）…

　　宋太宗 母曰昭宪皇后杜氏。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

　　元太祖 母曰阿兰果火，… 既而亡夫，阿兰寡居，亱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觉惊觉，遂有娠，产一子…

　　明太祖（出生时）及产，红光滿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 … 。

　　此外，明宣宗、清世祖、辽太祖、金太祖等出生时，也都是类似红光、异香等杜撰之言，这里不再赘述。

　　即然史载有此不实之吹捧或贬毁之病，则陆完“大武山焠死”之说乃不可信。皇室修撰官员如何得知陆完所作“大武山之梦”！或者说陆完到戍边即使见到大武山也无焠死之说。否则，那有先死后题跋之事，故陆完之死还是应在嘉靖三年（1524年）题跋之后。此外，即然确有题跋，则陆完必将《清明上河图》也带到了戍边处所，陆完死后，且可推理必有陆完之子从戍边扶棺还乡之举，才能将《清明上河图》带回再行变卖之事。

　　二十.约1526年前后，顾鼎臣从陆完之子手中购得《清明上河图》。“陆完之子后又把画卷典当给昆山顾鼎臣（文嘉《铃山堂书画记》）”［5］顾鼎臣（1472---1540年），字九和，昆山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累官至文学阁大学士，嘉靖十九年十月（1540年）68岁卒（摘自明史卷105）。“顾氏没有保存多久，就落到了严嵩、严世蕃父子手里去了。”［4］故判顾鼎臣1528年前后失图。

　　二十一.约1528年前后至1565年的三十多年里，《清明上河图》被明奸相严嵩和其恶子严世蕃霸占。严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弘治十八年（1505年）十八岁时进士，嘉靖七年（1528年），历礼部右侍郎。嘉靖二十八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当时嵩60余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被罢官。其子被诛后两年卒。严世蕃（？一1565年）严蒿子，由父任入仕，官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受父宠，贪权利无厌，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后被林润等所劾，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服诛”。抄其家、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两百余万两，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两。其中，《清明上河图》也从其家中抄出。

　　严嵩如何获得《清明上河图》有多种传说，记述传闻轶事的书籍有：明人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沈德符的《野获编外遗》、清人顾燮公的《消夏闻记》等，均属作者所听说、演绎记述的故事。其中关于严嵩获《清明上河图》之传说、故事都与王忬献摹本、装裱匠汤臣识伪，严氏记恨王抒，借故陷杀之有关。详见杨新先生撰写的“走进国宝 • 清明上河图四出五进宫门——千年公案”一文。

　　二十二.1565年《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进入宫门。据杨新先生考证“据严嵩严世蕃败后查抄他家财产登记账中，确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卷，在隆庆时（笔者注：隆庆元年为1567年）设收到了宫廷。”［4］笔者以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服诛”、抄其家，做为《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进入宫门的记年参考。

　　二十三.1578年（明万历六年）太监冯保题跋。跋文曰：“余侍御之暇，尝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观其人物界画之精，树木舟车之妙，市桥村廓，迥出神品，俨真景在目也，不觉心思爽然，虽隋珠和壁，不足云贵，诚希世之珍欤！宜珍藏之”，题跋落款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干事司理监太监”［4］。

　　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

　　第八个疑奌：关于对“冯保偷盗《清明上河图》说”的探讨。据笔者所知，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文章，凡见诸报端、杂志乃至有关网页文章，包括摘抄、转登和研究均认定宫中大太监冯保是偷盗《清明上河图》者。其中杨新先生论述、推理最为详尽。笔者理解杨新先生的论据后，用史载原文表述、整理杨新先生之观点如下：

　　● 冯保胆大妄为私拟遗诏，史载“穆宗得病，（冯）保宻属（张）居正豫草遗诏，为（高）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与中人具遗绍。’居正面赤谢过。拱益恶保，思逐之”；

　　● 假传遗诏，自任与阁臣同受顾命，史载“穆宗甫崩，保言于后妃，斥孟冲而夺其位，又矫遣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

　　● 妄自尊大，“知礼违礼”，史载“及帝登极，保升立宝座旁不下，举朝大骇”；

　　● 结交内外，权势益大，史载“保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势益张”；“保依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 贪财纳贿，收歛财宝，史载抄冯保家时“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除了权利欲之外，冯保也是非常贪财的人。平时接受大臣的贿赂，如一次接受梁国柱所送的钱就达万金”［4］。

　　以上是杨新先生认为冯保既有偷盗《清明上河图》的条件，也有作案动机，故得出结论为“由此种种，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清明上河图》第三次从皇宫偷盗出来的案犯，正是冯保”［4］。从支持杨新先生的判定角度看冯保，还可以指出他为人狡诈，造谣生事，排除异己，不择手段等等。从抄冯保家未抄到《清明上河图》原因看，杨新先生说：“这有可能冯保抄家之前就已秘宻脱手了，再不然就是藏匿他处而未查抄到。”［4］笔者为支持此说，还查到另一个原因，即史载：“而其时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等，皆以籍罪人家，多所隐没，得罪。”也就是说冯保除了先脱手或者藏匿他处之外，还可能抄家时，被锦衣都督刘守有与僚属张昭、庞清、冯昕所吞没不少东西（这里被“隐没”之物中，不排除有《清明上河图》）。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上述诸条应是杨新先生断定冯保为盗图元凶的主要依据。笔者认为，必竞没有拿到冯保盗图的真凭实据。应当说属历史（悬）疑案为好。

　　笔者仍存几个疑点，试陈述如下：

　　● 尽管人们可以认为冯保即有动机，又有条件窃取《清明上河图》，抄其家时，没抄到图也三种可能之说，但毕竞没有抄到《清明上河图》，从历史进程看，不明图在何处、谁人保管竞长达200多年之久。不能因为这么长时间不知图的下落，唯一的线索是冯保写有题跋，又兼有所谓的盗图条件、动机，作为推定冯保作案的依据，显然证据有问题。

　　● 以冯保的地位、权势、就是黄帝也俱之，就连冯保失去太后、居正两大依靠之后，皇帝也积怒他，东宫旧阉张鲸、张诚乘间陈其过恶“请令间住”时，皇帝还害怕说：“若太伴上殿来，朕奈何？”，试想冯保利害到如此程度，为何要偷盗此图，完全可以请帝赐之。谈到赐物，笔者查到：帝曾屡赐冯保以牙章。史载“保善琴能书，帝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海’，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所以待之甚隆。后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即然冯保有此条件，若冯保所喜爱之物，为何不‘光明正大’地索之，反而去偷盗。如果以冯保的地位、权势以及与皇帝的关系，再去盗图反而叫人难以理解，而盗后还要编排“小太监盗图，被大雨毁坏”之说，冯保那有这种闲心。用现代话说，他可真不嫌累。

　　● 假设冯保有偷盗之心，又为何还敢在图上写跋，且署上自己的职务。那有贼人敢在赃物上署名之理。即无此理，后人为何逆推冯保为“留有题跋”之盗图案犯呢？

　　● 明人詹景风《东图玄览编》一书所载，小太监盗图途中遇人藏于水沟，三天大雨将《清明上河图》泡烂之说，显然是杜撰，人们疑为冯保编造，以掩其盗图之谋。此说也有疑点，如果图真的丢了，是要追查原因的，要有某小太监被责或乃被仗致死之事，杜撰故事才算完整、可信，才能搪塞了事，但编造之说中恰恰没交待类似结果。再者，此说也不应是冯保想的计谋。如果人们知道此说源自冯保，而事后，《清明上河图》又在他手中时，如何说的清楚。历史证明：就是抄家没抄到，后人还是把“盗图”和掩人耳目之说记在他的头上。以冯保之为人，不会愚笨到如此程度！这不是为自己制造陷井，自己跳！

　　● 冯保虽胆大妄为，但也有处事谨慎的一面，否则一个太监不会如此腾达。史载“然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然保使使谓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

　　综上五点，只能说明冯保“盗”图依据不足，但还不能排除《清明上河图》真的不曾在冯保手保存过。做为《清明上河图》流传记事疑点，只能求同存异，让人们继续研究、考证。

　　《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出宫待研究的三大疑点：

　　● 《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出宫在何时，因何出宫？

　　●支持或质疑“冯保盗图说”的证据再研究。

　　●从1565年开始至清朝陆费墀收藏《清明上河图》为止的200多年间，《清明上河图》的流传收藏情况研究。

　　二十四.清朝乾隆时进士陆费墀收藏。

　　第九个疑点，陆费墀收藏《清明上河图》的时间及从何人手中获得均不详。

　　二十五.约1795年前后，《清明上河图》到了毕沅手里保存。据杨新先生考证：“毕沅是镇洋（今江苏太仓）人，字秋帆，号灵岩山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累官至湖广总督。…不想毕氏兄弟也没有将这件国宝保存多久，在毕沅死后的第四（？）年，即1799年（清嘉庆四年）… 任为毕沅在总督任上对‘教匪’滋事办理不力，并且又认为他任意滥支军费，用来结交送礼、枉法营私。人死了无从处罚，只好追夺他子孙的官职，并将他的家产没收入宫。这样，《清明上河图》便第四进入皇宫里来了。”［4］而刘正先生说“至嘉庆二年毕家被抄，画又归清朝内府。”［5］（嘉庆二年为1797年）两位老师在抄家记年上有异，笔者考证的结果是：“（嘉庆）二年， … 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清史卷144）这样，毕沅是在嘉庆二年死的，死后两年，即嘉庆四年（1799年）被抄家。向前推毕沅得图的时间是：“1797年以前没多久”，定为1795年前后。

　　二十六.1799年《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入皇宫。这次国宝入宫，清廷“非常重视，把它收藏在紫禁城内延春阁中，并著录在《石渠宝芨三编”里。”［4］这次入宫，也是《清明上河图》在皇宫中保存最长的一次，约120多年。

　　二十七. 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以前，《清明上河图》被偷运出宫，这是《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出宫。

　　191l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与南方代表定立了十九条优待皇家条件（其中优待皇室的有八条），宣统帝溥仪逊位，仍居宫中。离宫之前的几年中，溥仪将宫中珍玩字画，分多次以赠其弟溥杰为名先后盗出，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24年11月5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曾暂住日本使舘，1925年2月23日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张彪（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的张园，其珍玩字画等一直带在身边，五年后，因张彪去世，又移住陆宗與的“静园”。1931年11月初，溥仪秘密离开天津，乘淡丸号13日在辽宁营口登陆，先秘密往旅顺。成立伪滿前，当时溥仪心绪不宁，他写到：“ …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静园，想到假如做不成皇帝，还不如去过舒服的寓公生活，因为那样我还可以卖掉一部分珍玩字画，到外国去享福。… ”从这段话之得之，其珍玩字画包括《清明上河图》仍带在身边。

　　1932年3月成立伪滿洲国，3月8日溥仪到达长春。《清明上河图》等珍宝被带到了长春的伪皇宫，存在东院图书楼中。

　　二十八.《清明上河图》收归国家所有，解放后由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

　　1945年8月东北解放前夕，《清明上河图》回归国家所有，回归过程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溥仪出逃时，携古代书法、名画和金玉财宝至通化准备乘飞机去日本，飞机还设来得及起飞，就被苏军俘获，国宝交回中国，《清明上河图》幸免于难，先存放在东北博物馆，后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说法是：1945年8月，溥仪“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清明上河图》等大批珍贵文物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l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同志，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滿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东北革命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宫，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2］

　　二十九.1973年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了《清明上河图》，装裱时有一处“补绢余画”被删除。

　　1973年，故宫博物院在重新装裱《清明上河图》时，将卷前约80厘米处的“尖嘴立牛”揭掉。三十年后，由王开儒先生提出质疑，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在1997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荣宝斋画谱 古代篇 宋 ▪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册中，杨伯达先生（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为其撰文时，就提出了说明，文中说：“1973年故宫博物院新裱彩片印成。此新裱本不仅使遍体鳞伤、不便保存的旧本得以改观面貌，还有一误补处（卷首稍后，在汴梁市郊店铺林立的街衢上，一队扫墓后匆匆返回的轿骑，其前导的一马突然发情狂奔，在此惊险关头，一老翁赶忙抽身欲抱蹣跚学步的幼孙。原在老翁背后木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至明末清初揭裱时补绢余画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1973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不在复原）与原画意境不符，亦不再恢复，而其它重大残缺处亦概不全笔，以免重蹈覆辙、贻笑大方。”

　　唐山市炎黄轩主人王开儒从2002年开始在媒体提出疑质，认为，1973年，故宫博物院从《清明上河图》上删除的那头“尖嘴立牛”是一头正在发情的壮年母驴，这头母驴与画面中不远处，拴在斜对面铺下张嘴嘶叫，四蹄翻刨的一头公驴遥相呼应。由于故宫专家疏于农村生活，把公驴误判为马，把母驴曲解为尖嘴立牛，并认为殊碍画意，把巨匠的生花妙笔删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残画。

　　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谈到，古书画重新装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是对书画的一种保护。《清明上河图》保存得比较完好，历史上已经装裱了许多次。1973年故宫装裱该画时，确实曾经从画首处删掉一块画面，这不是秘密，不过删掉的这一块不是原画，是后代裱画师补上去的。据鉴定，补绢应该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杨新说，当年装裱时，这块绢已经烂了，并且史料记载，《清明上河图》在流传中没有摹本，所以很难断定那块补绢上的“尖嘴立牛”就是依照原画内容画的，还是后人的猜测，所以故宫决定把它拿下来，找了一块与《清明上河图》原绢质地、色泽、密度极其相近的绢补上去，就是今天大家见到的样子。（摘引自《深圳晚报》2003年10月13日A2版）

　　此事，2002年先由王开儒先生在媒体发表文章，曾引起部分反响，故宫原不想介入媒体炒作，直至2003年9月《新民周刊》刊载了“冯骥才‘敲击’故宫 《清明上河图》再起波澜” 一文，才又引发记者采访，故宫有关专家杨新、潘深亮等才发表了看法。

　　三十.2002年《清明上河图》首次出宫，向上海公众展示。

　　2002年12月2月一2003年1月6月，《清明上河图》首次出宫，在上海博物馆向公众展出，历时月余，观众参观异常涌跃，几乎天天高潮，每天参观的人群都排成长龙大队依次观赏，等待的人群绕二层一周后又沿楼梯延伸三楼…，热烈场面空前，这一个多月所形成的热烈场面，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的“顶极盛会”。《清明上河图》也是第五次“出宫”，与前四次相此，这次“出宫”却是这幅画八百多年来首次光明正大地亮相于百姓之中。

　　从文物保护角度考虑，笔者判断这次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应是《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卷本。判断的依据：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潘深亮先生说：“1993年日本天皇来华访问，点名要看真迹《采薇图》也只给了他两分钟的时间！至于真迹《清明上河图》，更别提了，任何国家元首只给分把钟时间，多少名人一看就‘耍赖’，赖着不走，多瞧一秒也好的。 … 千年真迹见光一次就短命一次！保护真迹，延长真迹寿命最好的方法就是复制， … 也就是保护了真迹，这是国内外公认的文保理念”（摘引自《新民周刊》“冯骥才‘敲击’故宫 《清明上河图》再起波澜”一文中的潘深亮先生答记者问）。

　　拙文到此搁笔，笔者参照、摘引了杨新、卢贤生、张曼华等先生和有关文章的许多原话、观点或数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意。文中错误之处肯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