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精神病 》

吴庆民睁开眼睛时已是掌灯时分，两头有了黑色阴影的管灯嗡嗡响着，惨白的灯光弥漫在二十多平米的病房内，更显清冷。他刚坐起来就感觉屁股针刺般疼痛，这才恍惚记起上午又被院长和那两个帮凶医生打了镇定剂，所以他才会一直睡到现在。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反正他只要一抵抗，那三个白大褂就会强行给他注射镇定剂，让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他下床走了几步才发觉不只是屁股疼，胳膊肩膀腰部以及大腿都酸酸的不舒服，这都是挣扎造成的。三个白大褂像杀鸡宰狗似的把他摁在床上或者墙角，让他动弹不得，裤子也不往下退，针头径直穿过衣层扎进皮肉，用不了两分钟他就浑身无力，乖乖地躺在床上昏睡过去。　　转过身，面前是一扇塑钢窗户，他刚被关进这间屋子时曾经试图从这里跳下去，但是趴到窗口往下一望，这个念头便没了踪影。他得活着出去，他不能从七层跳下去，那样必死无疑。他不能死，儿子还在家里等着他呢，他得带着钱回去给儿子看病，让儿子健康得跟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快快乐乐地去上学。他走到窗前，外面一片漆黑，若隐若现的灯火仿佛远在天边，一点儿希望都看不到。西北风发出呜呜的声音，他拉开一扇窗户，猛烈的寒风持续地往里灌进来。他不禁哆嗦了一下，脑筋清醒的同时悲痛也涌上了心头。他想起了儿子和年迈的父亲，不知道脑筋越来越糊涂的父亲有没有把那扇笨重的木门安上，也不清楚有没有封上塑料布。要是没安上，这么大的风，就算生了炉子，后半夜煤火过了也得冻醒，儿子身体本来就虚，可禁不起这样冻。想到这儿他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忽而又恨得牙根痒痒了，也不知自己为何这么倒霉，摊上这种越想越稀奇古怪的事儿，简直像在演电影。　　旁边的男子趿拉着拖鞋蹭了过来，看到吴庆民流眼泪，他夸张地笑起来。那笑声让人毛骨悚然，他一边笑一边自语道，下雨了，嘿嘿，下雨了……说着，伸出手指去摸吴庆民脸上的泪水，然后又把手指伸到嘴里舔舔，吧唧几声，咧开嘴叫着，盐水花生，盐水花生……这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自从进来后，吴庆民就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除了他，还有另外两个也都是精神失常的家伙，他跟他们住在一起已经十多天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安静的，脸上的表情也许呆滞，但不管喜怒哀乐都是一副自我陶醉的架势。有人走到了放在他床头的不锈钢饭盒旁，手指从碗里捞了一块黄色的东西塞进嘴巴后便又离开了。那是他的晚饭，看到它他就怒不可遏，于是快走几步来到饭盒跟前。鸡蛋汤还在碗里晃动，刚才那病人捞的是一块蛋花。他看了一眼，三菜一汤，还有一大坨米饭。生气归生气，此时他真的很饿，于是抄起勺子吃起来。折腾了十多天，他一顿饱饭都还没吃过。嚼着米饭，他感觉不对味儿，又喝了一口汤，也是多了药的苦味。他明白了。妈的，竟然想出这种办法叫老子吃药，真是太可恨了。他端起饭盒，出了房间，顺着走廊一直冲到楼梯口停止了脚步。　　前面没路了，双层铁栅栏牢牢地把在楼梯口，焊得结结实实，任他再怎么摇撼也无济于事。刚被关进来那几天，他使出浑身力气抓着它们一遍又一遍地摇晃，来来回回叫嚷着“我没病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可除了吸引过来几个精神病患者之外再也没人理他，他真正体验到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恍若置身地狱。棱角尖硬的铁杆把手心硌破了，鲜红的血一滴滴渗出来，落在灰色的大理石地面上。　　刚进来那几天由于气盛，在愤怒的驱动下吴庆民总是妄图以暴力和恐吓言行达到出去的目的。让他没想到的是院长对此习以为常，根本不把他和他的行为放在眼里。他来硬的，院长则下手更狠。院长和两个医生每天都来给他送药，亲自监督他吃下去，说是治疗精神病的。可他根本没有病，他非常清醒，他完全正常，他根本不需要吃。一气之下，他把药全抛在了地上，黑白二色的药片散落在地，像一局杂乱无章的残棋。正当他理直气壮地梗着脖子时，院长扬起手掌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他被打懵了，身子趔趄一下差点儿跌倒。他没想到医生还会打人，虽说这几年打工在外免不了挨打，可再挨得重也不像这般冤屈，没有这么窝囊过。他刚想还手就被另外两个医生摁倒在床，他大叫道，你敢打我，看我不一刀捅了你才怪，有种你就别走。正说着，屁股上便挨了一针。他哎呦一声，只听院长说，打你咋了，跟踹条狗没啥区别，你是个疯子，说话不顶用，行为不生效，没人相信你。说完，他拾起几片药，让另外两个医生掰开吴庆民的嘴巴，直接塞进了他的喉咙里，然后又灌了半杯水。挨了针的吴庆民骂骂咧咧几句后便觉得脑袋昏昏沉沉，药效发作了，他不得不睡上几个小时。自从被巡警送进来到现在，他一共挨了院长四个耳光，每一次他都记在心上，有朝一日只要他活着出去，他一定以牙还牙。　　昨天下午他又闹了一场，不到十分钟便引来了院长。他以为院长不能忍受他的行为要把他放出去了，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甚至喜出望外。院长有一张稍嫌肥厚的国字形脸，戴着度数很高的金边眼镜，“瓶底”下是一双地方浑浊中央晶亮的死鱼眼。这双眼睛隔着栅栏射出凌厉的光芒，他穿着白大褂，双手插在两边的兜中，上半身微微向后仰着。这种站立姿势再配上居高临下的口吻，一张口便使得本来胆子就小的吴庆民更加恐惧。他说，闹什么闹，活腻了还是皮痒了？吴庆民欲哭无泪，佝偻着身子把脑袋尽量往前探着，以便和院长的距离更近，能让他感受到自己的无助和哀求。他终于想到和这几个人来硬的根本行不通，不能光想着自己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出去，赶紧回家带儿子去看病。院长见他可怜的模样，发出一声嗤笑，然后才道，怎么，今儿想通了呀？吴庆民想对他做出作揖的手势，可他毕竟放不下脸面，因此动作并不到家，所以根本打动不了铁石心肠的院长。停了几秒钟，吴庆民腿一软，跪了下来，两只手伸出栅栏死死抱住院长的腿，发出无比悲伤和乞怜的嚎叫。他没想到自己会卑贱到这种地步，给一个禽兽不如的地痞流氓下跪，但是如果能放他出去，就算跪上一天他也愿意。　　院长的目光落在吴庆民的手上，随即发出大惊小怪的叫声，让他松手，一面使劲儿甩着腿。他放了手，院长叹了一口气道，早这样何必吃那么多苦，好好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等你好了必然让你出院，想留下还不行呢！见院长终于松了口，他有些激动，再次试图抓住院长的腿，却被院长及时地躲开了。他继续哀求道，院长大人，求您行行好，就放我出去吧，我儿子还等着我带他去看病呢，我一点儿没病，我好得很，我什么都记得，我脑筋根本不乱，不信您就考考我，我肯定都能答上来。他说得很快，他错以为光明在即。院长毫无表情地说，你看看，又说胡话，还说你没病，你怎么没病呢，没病怎么可能大叫大闹，不吃药也不打针，还不吃饭，这不是有病是什么？吴庆民傻了，院长的强盗逻辑让他哑口无言，只能用乞求的目光望着院长。院长没看他，转身抬脚走了。鞋底响亮地击打着地面，渐渐远去的声音让吴庆民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想起这些，吴庆民端着饭盒的手有些颤抖。他几次想把饭菜从栅栏门的空隙抛到楼梯上，以期引来院长闹他一通，叫他不得安宁，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可是每当饭盒碰到栅栏，他便停止了冲动，他能预测到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闹一场之后再被他们打上一针。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不仅得不到出去的机会还会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折磨，体力和精力也会跟着每况愈下。然而不这样做就等于让他们得了逞，他那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万块钱还在院长那里“保管”呢！在这里呆上一天就得花上一天的钱，比住星级旅馆还得贵，他明白只要他还有钱，那他的“病”就得继续接受治疗，在他的油水没榨光之前，他们绝对不会放他走。　　正想着，楼下传来了开门和开锁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脚步声很轻，不像院长的。他躲到栅栏门一侧，探出脑袋观察。有人上来了，还拿着扫帚在扫楼梯。是打扫卫生的，穿着家常衣服，看来不像正式的。他从栅栏门旁闪出来，那个人被吓了一跳，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接着扫地。吴庆民也看见了她，是个妇女，看眉眼得有四十多岁了。他清清嗓子叫道，大姐，这位大姐，您过来行吗？女人抬头看看他，狐疑地问，你叫俺？吴庆民说，嗯，是是是，是我叫您，我没病。女人上前几个台阶，轻声道，没病的到这儿都要有病的。吴庆民猜到这个女人对医院的内幕肯定有所了解，便说，您能帮我出去吗？女人“啊”一声，往后退了两三步说，我可没这个本事，我也不敢。见妇女有意躲闪，吴庆民害怕失去这次机会，连忙哀求道，求求您了，您就帮帮我吧，哪怕打个电话都行，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等他说完以后，妇女已经不见了，只有匆匆的脚步声响了一阵，随后消失。　　吴庆民端着饭盒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刚躺到床上，眼前突然一片黑暗——熄灯的时间到了。有两个精神病没能在灯光消失之前回到床上，他们摸黑寻找着床铺，不知谁踢到了塑料脸盆，咣咣响了几声后归于平静。吴庆民根本睡不着，这声音让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儿子，甚至想起了已经失踪一年多的老婆。如果儿子没得病的话，那他们也不用到城里来打工，老婆自然不会跑掉，更不可能让儿子在家和医院之间兜来兜去。儿子的病很奇怪，起先不过是持续发烧而已，到医院吃药打针还能治好，但总是隔一段时间便复发，最让他担心的是发病的相隔时间越来越短。后来他们到市里的大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了一大堆他们听不懂的理论之后警告他们儿子的病得抓紧时间治疗，否则任其发展必将危及到生命。他和老婆当时就傻了，在得知昂贵的治疗费用后，他们更加犯愁了，到哪里去弄那几万块钱啊，就凭那几亩地怎么可能呢？　　前思后想，两人决定出来赚钱。在省城奔波几日后，终于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工作，就是给废品分类以及装车跟车等杂活，每人每个月八百块钱。他们省吃俭用每三个月往家里寄一次钱，每次寄的钱基本上够儿子在医院休养治疗一个月的费用，于是儿子就这样来往于医院和家之间。治疗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儿子的病并没有明显好转，医生说只有不间断地进行治疗才能收到效果。他建议吴庆民夫妇在十个月以内一次性准备好两万块再带孩子进行彻底治疗，超过十个月，孩子的病说不定就会恶化，那时就算有足够的钱也晚了。他和老婆算了算，十个月就算不吃不喝也赚不够两万块，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借一点儿，可向谁去借呢？那天晚上他想了一宿终于想到了人选，也许可以试试，可早上一起床就发现老婆不见了——她跑了。　　他没时间去找老婆，就算有时间他也不会去找这种自私的没良心的女人，他恨她。痛苦过后，他一个人去了废品收购站，再干起活来他就很卖命了，几乎是不要命了，他只想多拿点钱，早日攒够给儿子治病的费用。可他毕竟不是铁打的，没出一个月，他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那个悔呀，又花钱又耽误干活，真是划不来。收购站的小老板知道了他的困难，答应借给他三千块，又给他讲道理，让他爱惜身体，否则把自己累趴下，治病的钱不还是没有希望吗！他很感动，觉得老板的话说得在理，为了儿子他一定不能让自己垮掉。本来他就想着跟老板先借点钱，但老婆突然失踪让他忘了这件事，现在老板竟然主动要借钱给他，看来他还真没看错人。　　在他积攒了七千多块钱以后，接到了村长的电话，村长向他传达了一个坏消息。医生说他儿子的病不能再拖了，情况要比预想中的坏，医生推测可能和当地的饮用水有关，似乎含有有毒的化学物质。可他的钱根本不够啊，就算加上老板借给他的三千块也还差一半费用呢，这可到哪里去弄呀？老板说，你就带上一万块回去吧，先把孩子送到医院，另外的费用再想办法。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于是他带上钱火速赶往老家。　　火车到达本市车站后，需要再倒一趟汽车，坐上四五个小时他才能到家。一万块钱虽然不厚，但也不薄，放在兜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可要是离近了看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更别说手臂或者胸部撞在上面了，对人民币不敏感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吴庆民一出火车站就被三五个人跟上了。吴庆民不知道这些人如何发现自己身上带着现金的，只感到他们一步紧似一步地跟着他，有的在后面，有的在左面，右面也有可疑的脚步声。他心生恐惧，不由得往人多的地方钻，迈着越来越急的步伐，结果连方向都给搞错了，就像那个在月夜把自己影子当成鬼的人一样，他连头都不敢回。他以为到人多的地方就没事了，可他忘了这里是火车站，或许他没意识到火车站的复杂，还不觉得这里是杀人越货的最佳地点。　　没出两分钟，那几个人围住了他，他看清了，一共是五个人，脸上全都挂着着恶狠狠的霸道。其中一个瘦子把手中的蛇皮袋子往他跟前一扔说，买草药吗？他迟疑一会儿，嗫嚅道，不买。旁边的人还没等他说完就踹了他一脚说，不买也得买。这一脚正好把吴庆民踹出了“包围圈”，他借势往圈外挪了几步，看准开阔的马路之后撒丫子狂奔。那几个人在他后面追赶着，一边让他站住，一边拿东西砸他。就在即将跑上大路时，他的左眼角忽然挨了一下，一股尖锐的疼痛，接着热乎乎的血冒了出来，几乎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猖狂的歹徒，他顾不得伤口，一边跑一边喊着，救命啊，有人要抢钱啊，救命啊！他的喊叫除了使得人们回一下头和询问的目光闪烁一下外就没再产生其他效应，人们在短暂的面面相觑后便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他拿手捂着装在上衣内袋的一万块钱，想到儿子还在家里等着他，脚下便生了风一般。他跑得很快，眼角的血还在往下流，血道道把他的脸搅和得异常凌乱。已经没人再追他了，可他还在跑，他担心停下来这一万块钱就会被人抢走。此刻他觉得只有公安局派出所是安全的，只有警察才是最可靠的。正当他这样想时，眼前便出现了一辆警车，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那熟悉的深蓝色以及从车上下来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的警察同志分明就在他的面前，是那么真切。他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他知道一万块钱不会被人抢走了，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救星。　　吴庆民上前抓住一个警察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着自己正在被人追杀，有人要抢他的钱，希望警察帮帮他，把他送回老家。由于极度紧张和兴奋，吴庆民说起话来有些语无伦次，并且时断时续，让这三个巡警听得一头雾水。被吴庆民抓住一只手的警察长得人高马大，酱紫色的脸上满是讶异和不耐烦，对这个说着方言土里土气而又狼狈不堪的农民流露出本能的厌恶。警察说，你冷静一下，把事情给我说清楚点儿。吴庆民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说好，接着又道，警察同志，您一定帮帮我，有人要抢我的钱，他们还要杀我呀，你看看我脸上的伤就是让他们打的，我家就在谭章县，您就开车把我送回去吧，我不敢去车站坐车了，他们肯定在车站那儿等着我呢，您可得帮帮我呀！惊魂未定的吴庆民失去了一定的语言组织能力，但警察还是弄懂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高大的警察说，那跟我们到队里走一趟吧，做个记录。吴庆民以为警察答应了送他回家，赶紧上了警车。高大的警察是队长，等吴庆民进了车，他跟旁边的警察说，这人精神好像有点儿问题？警察小何说，我看也是，一会儿再这样儿可以送到李建业那去。队长说，甭找那麻烦，送他去还得给他垫钱，做完记录，顶多再管顿饭就把他送过来，要不就让他家里人来接他，大事还忙不完呢，没功夫跟他耗。矮个警察用分析的口吻说，他不是说有人抢他钱吗，他身上应该有钱。队长的眼睛一亮，迈进车门的脚悬在空中停了一会儿才放下。　　矮个警察做了处警记录，写得很简单。　　处警时间：×年×月×日14时30分；发案地点；建设大路；简要案情及现场处理情况：吴庆民在建设大道被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用铁棍打伤左眼，移送到谭章市派出所；处警人员姓名：何智慧；领导批示：韩伟东队长。　　记录完毕，警察小何问吴庆民是否吃过饭了，如果没有可以帮他叫一份盒饭。吴庆民说不饿，又问警察何时把他送回家。警察小何说，等会把你送到车站你自己回去吧，上了车就没事了。吴庆民一听让他自己回去，心马上提到了嗓子眼，好像又遭到了追杀和抢劫。韩队长戴上帽子往门口走，一边说，是啊，等会儿送你过去，上了车保准没事儿。话音未落，吴庆民抱住了他的腰，不让他出门，哀求着，求求您了，警察同志，你还是送我回去吧，我身上有一万块钱呢，我可以给付给您车费，只要把我安全送回家。韩队长转过头问他，你身上带那么多现金干啥？吴庆民说，这是我给儿子治病的钱，他在家里等着我呢！韩队长稍作犹豫，看了警察小何一眼说，那好，小何跟我去吧，咱俩送他一程。警察小何心领神会地走在前面开路，把吴庆民领进了警车。　　警车在谭章市精神病院的门口停住了。警察小何先下了车，往医院大门内走去。吴庆民隔着玻璃看到后觉得蹊跷，便壮着胆子问韩队长把车停在这儿干啥。韩队长的脑袋伸出车窗往外看着，吐出一个烟圈，没理他，好像没听见他问话似的。他便不再多问，臊眉打眼，嘴巴微微张着。不一会儿，警察小何身后跟着两个白大褂出来了。韩队长也恢复了知觉，打开车门下了车，仍掉烟头，碾了几脚。他伸出手，对走在前面的白大褂说，好久不见啊，李院长！两人握了手。戴着金边眼镜的李院长寒暄几句后问他车上是什么人。韩队长说，刚才在大街上碰到的一个精神病，送你这儿来看看。李院长哦了一声，迈步到了警车旁，脑袋伸进车内看了吴庆民一眼，看得他莫名的恐慌。李院长有意放低了声音朝着韩队长说，看着像外地的，有联系地址吗？韩队长明白他的意思，笑笑道，精神病哪儿可能记得自己的家呀，他身上有钱，一万多块呢！李院长扑哧一笑道，我就说嘛，你不可能给我找麻烦，那就把他弄下来，我给他诊断一下。说着，韩队长和警察小何打开车门，把愣怔的吴庆民拉下了车。吴庆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警察往医院门口推搡而去。他意识到出了问题，往后退了一大截，把韩队长和警察小何刚才推出的几步距离找了回来，问道，这是干啥去？韩队长说，给你看病，别问那么多了，走吧！说着，韩队长右手的虎口卡住了吴庆民的脖子，硬是把他往前搡了几步。吴庆民回过头，死死地钉在原地说，我没病啊，有啥好看的？李院长过来插话道，据我这么多年的从医经验来判断，他应该是患了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吴庆民一听，张开嘴巴一时说不上话来，终于捯过那口气之后才平静地说，我哪里有精神病啊，我很清醒我不去。说到这儿，吴庆民又停住了。他一低头，韩队长的手抄了空，但警察小何却使劲儿推了吴庆民后背一把，差点儿把他推倒。李院长见状，对韩队长说，没错，这人就是有病，快把他弄到里面去，我确诊一下，省着他耍赖。吴庆民虽然拼命反抗，可到底双拳难敌四手，况且他眼角受了伤，午饭也没吃，早已体力不支，所以没过俩回合便被弄到了病房中。　　吴庆民觉得这一切真是太荒唐了，起初他还以为警察在跟他开玩笑呢，直到被他们摁倒在病床上，直到看见韩队长和警察小何满脸的严肃和冰冷，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们把他当成了精神病来处理。行动被制止了，吴庆民只有用语言证明自己的健康，他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我不是精神病，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然而任他如何喊叫，医生和警察都不为所动，配药的配药，给针头消毒的则点着了酒精灯。只有他自己听见自己的呼喊，颤抖的声音比被劫匪追赶时还要凄厉，犹如绝望的哭嚎。打过镇定剂后，韩队长和警察小何便回去了。李院长出去送了韩队长，跟他握手道别，趴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谁都没听见，谁都能猜到。　　回到病房，李院长在即将进入昏睡的吴庆民身上找到了一万零一百块钱。他数出五百块交给旁边的医生，叫他每天给病人买些水果和其他补品，以保证他拥有健康的身体。剩下的九千六百块钱被他存入了微机，作为吴庆民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等开支。　　吴庆民在黑暗中摸了摸空瘪的衣兜，那一万多块钱散发出来的杂乱腻味依稀还在，但手伸到里面连个毛都没有。他记得李院长那只手是如何伸到了他的口袋中，颤抖而利索地拿走他攒了几个月的钱。当时他多想抓住那只手，让他停止这个动作啊，可惜他浑身没劲儿，眼睁睁地看着一万多块钱被人抢了。越想越是心痛，痛得他把牙根都咬到撼动了。在这儿的十来天少说也得浪费掉两千多块了，再过几天就得把老板借给他的三千块挥霍一空了，他妈的。吴庆民算起帐来便想骂娘，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与其把钱浪费掉不如花在有用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吴庆民变得老实多了。他开始按时吃饭，不再与李院长作对，不再像个疯狗似的胡闹了。别的医生再给他送来水果或者花生米等零食时他也不再扔了，而是接过来一点儿不剩地吃掉，甚至要了两包好烟来抽抽。他知道这些东西不管你吃不吃享不享用到头来都要从那五百块钱里扣下来，所以不吃才是傻子。总之，从表象来看，吴庆民被驯服了，他不得不认可了医院的生活规则，对现实低下了头。李院长就是这么看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暂时轻松了，而这正是吴庆民想要的。　　机会来得很平常，就像时间把它送到了吴庆民跟前似的。还是那个打扫卫生的妇女，吴庆民依然站在铁栅栏门内与她对话。正是周日上午，医生们都没来上班，楼道内有一种不正常的安静，偶尔会有几个精神病患者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飘过。妇女的胆子比上次大了许多，她的面庞差点儿就要碰到铁栅栏了，她正在认真倾听吴庆民简明扼要的讲述自身遭遇。吴庆民觉得她之所以洗耳恭听甚至不时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完全是看在他许诺给她一千块钱的份上。他对妇女说，只要你把手机借我打个电话，等我出去一定兑现那一千块，我可以对天发誓。妇女扫地时收发短信的情景恰好被吴庆民撞见了，所以他才有了这个想法，他要给村长打个电话，让在邻村当教师的表兄想办法把自己接回去。他说得信誓旦旦，尽管他心疼这一千块，但机不可失。妇女听得心动不已，没有多想便掏出手机递给了吴庆民。　　他的手有些不听使唤，救命的宝贝落在手里是如此沉重。稍作调整，他拨下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村子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每次有事他都要往村长家打。儿子也在村长家接过他的电话呢，那声音真好听，尽管透着虚弱却嫩嫩的让他口舌生津。电话接通了，正是村长接的，一听到熟悉的乡音，他马上不能自抑地哭了。村长在那边嚷道，哭个球，你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你在哪儿呢，你还有脸往家打电话——啊？被村长一骂，吴庆民停止了哭泣，村长的话也没往心里去，尽量长话短说，说明了自己被当成精神病困在医院的事实，让村长赶紧找表兄来接他回家。很显然，村长那边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只好说，你们尽快来吧，来了我再跟你们说，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快来呀！又把地址核实了一遍，吴庆民挂了手机，村长答应他明天就来接他。　　是夜，吴庆民兴奋得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吴庆民只干一件事情，攥着一把牙刷在大理石地面上来回地磨着，就像磨刀一样。他要把牙刷柄磨成锋利的刀子，等他出去后一定给那个李院长点颜色看看，就算不要他的狗命也在他身上留下永远也磨灭不了的纪念，让他尝尝皮肉吃苦。人就是这样，快要出去了就有了快要出去的心境，该算的账一笔都不能落下。　　村长和表兄隔着栅栏门见到吴庆民时已是下午。一个医生打开绕了好几圈的铁锁，栅栏门刚被拉开一个缝隙，吴庆民就冲了出来，径直扑到表兄的肩膀上大声地哭起来，那声音是压抑之后的痛快，透着十足的委屈，叫人听了忍不住抬手去揩湿润的眼角。村长和表兄安慰他几句，一律沉着脸往外走。吴庆民赶忙问他们家里怎么样，儿子的病怎么样。村长说，小宝正在医院治疗呢，你放心吧，咱们办理完出院手续就直接去医院看他。表兄没有正视他，低着头道，其实我们中午就到了，可那个院长不让我们接你出去，非得去派出所找那个韩队长，结果我们又到城里磨了一阵，要不早就把你接出去了。提到院长，吴庆民摸了摸装在兜里的牙刷，他恨不得马上在院长身上扎几下。　　在李院长递过来的费用明细单上，吴庆民看到上面记载着：床位费630元、护理费850元、心理治疗费980元、其它费用540元，共计3000元整。看到这个单子，吴庆民就冒火了，想不到这一万块钱虽然没被劫匪抢走，却在这里损失了3000块，而且在精神和身体都饱受摧残的同时耽误了十多天的时间。他捂着牙刷，努力控制着没让自己发作，他要把那剩余的7500拿到手再跟他们算清这笔帐。剩下的钱退还得倒是很快，基本没费什么口舌。拿到钱，吴庆民再也压制不住火气了。他冷不丁给了李院长一个无比响亮的耳光，几乎使出了浑身力气把李院长掴倒在地。李院长一时被吓懵了，斜躺在地上捂着半边脸。他的眼镜也随之掉在地上，不知被谁踩个正着，变成了两小堆碎玻璃。压抑多天的怒火终于到了发泄的时刻，吴庆民跳着脚骂李院长是禽兽是土匪是猪狗不如的东西。他还想多打几下，但被表兄和村长拦住了。表兄说，算了，跟这种人犯不着，咱们还是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再娶房媳妇，生几个孩子都还来得及。村长只一味絮叨着算了吧，但他手上并没怎么用劲儿，他也觉得地上这个人该打。吴庆民气冲冲地说，不能算，才住了十来天就要3000块，不行，就算我咽下这口气，小宝儿还在医院等着我呢，他要是不再拿出两千块来我就去告他，要不我就打死他。表兄劝道，不值当啊，两千块不值当闹出人命，孩子没了可以再生嘛，你还年轻……表兄忽然住了口，他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可吴庆民听得清清楚楚，他愣怔半晌才问表兄，你说什么，小宝他——死了？表兄躲开他小刀一样的目光，低着头垂泪。村长说，已经五天了，没抢救过来……　　李院长此刻已经站了起来，失去眼镜，他比一个瞎子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他根本看不到吴庆民眼睛里燃烧的熊熊烈焰，他只觉得吴庆民在一步一步靠近他。他的真切感受来自心房，那里被什么东西深深地刺痛了，一下又一下，随后他的手背也感受到了温热的血，他睁大眼睛想叫喊，可是他什么都没叫出来便倒在了地上，汩汩冒血的左胸上长出了一柄牙刷。吴庆民举起鲜红的双手发出一阵狂笑，笑得他流出了眼泪，泪水顺着鼻翼漫到了嘴唇上。他舔舔舌头，欢快地叫道，盐水花生，盐水花生……